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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长乐塬有感:中华民族一定有一缕英魂,被封存在宝鸡斗鸡台下的一组窑洞群里

来源: 智慧四川天天播报  日期:2021-12-24 20:57:17  点击: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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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我们中华民族有一缕神魄,被刻印在了陕西临潼秦兵马俑军阵中每一个勇士的脸上,那么中华民族一定有一缕英魂,被封存在了陕西宝鸡北莽山斗鸡台下伟岸黄土边坡中的一组窑洞群里!
      19世纪40年代,在华北平原的抗日前线上,抗日将士与倭寇进行着殊死的地道战;而在西北边陲的大后方,在当年陇海线的最西端,在陕西宝鸡北莽山斗鸡台下伟岸的黄土高坡中,心系前线的一群中华好儿女,也在进行着一场特殊的“地道战”。
      作为一个中华民族的子孙,作为一个陕西人、秦人,作为一个所谓“学富五车”的学者,更作为一个从事了土木工程一生的专业人,在看到了陕西宝鸡斗鸡台下申新纱厂工业遗址后,我为自己深感羞耻!在我自己身边,在秦地,和我专业领域直接相关,竟存在如此恢弘的工业遗址而一直不为所知,我几乎有一种无地自容的羞愧。
      敬仰那一群为中国抗战竭尽努力而作出惊人贡献的“普通人”,庆幸有一处魂盖中华的恢弘遗址就在自己身边,感谢和崇拜将如此伟大的遗址工程从濒临损毁中拯救出来的每一位仁人志士。
      从1937年8月13日到11月,在短短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淞沪会战以中国军队付出30余万伤亡为代价而结束,丧心病狂的鬼子在占领上海后放火九日,黑烟蔽天。普通百姓流离失所、死伤无数,上海计有5255家工厂被占被毁。
      1937年12月开始,持续了将近一年的南京大屠杀惨绝人寰,30余万无辜的冤魂让南京变成了地狱的代名词,以至于我怕亵渎了神圣的文字,都不愿意表述那两个狂虐侩子手的名字。
      1938年5月,徐州被占。
      1938年6月,开封失手,花园口决堤的浑黄洪流让豫、皖境内17个县沦为一片汪洋,无数人们在泽国挣扎于死亡线上。
      1938年2月至6月,日军相继攻占海南岛、南沙群岛和汕头等地。
      1938年10月,武汉、广州先后沦陷……
      侵华日军的一件件暴行,罄竹难书。
      亡国灭种的阴霾笼罩在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心头。
      那还是在淞沪会战开打以前的一个静静的夜晚,早已刻印在我们这一代人脑子里的“万恶”资本家荣德生召集了数十家同样“万恶”的资本家话会,声言为了不当亡国奴,为了给中国纺织工业留存一缕香火,决定将在上海苦心经营了一辈子的纺织厂以及配套工业搬往武汉。留下的不能搬的全部炸毁,一丁点都不留给日寇。这个“万恶”资本家荣德生若不是有一个名垂青史的儿子荣毅仁,可能早早就湮灭在了迷蒙的岁月长河里。我身边有很多当时国内的有名学者,在百度上想查取他们谁一点个人信息资料,均显示查无此人。
      武汉会战前期,一个普通得再也不能更普通的西方人路易·艾黎,成功“游说”了包括荣德生在内的在武汉扎根未稳的64家企业西迁。这些企业几乎成了战火中中国仅存的一缕工业游魂。在距离汉口300多公里的宜昌码头,聚集着13万工业物资及三万余“普通”百姓,在后有日军轰炸、追击,前有茫茫洪流和无数险滩横路的江边,眼巴巴地等待着正临近枯水期的长江能飘来“诺亚方舟”载而入川。又一个“万恶”资本家卢作孚赤膊督导。
     1938年10月24日凌晨,终于盼到了一艘摇摇晃晃的轮船,塞满了物资和人员,在日军炮火的送行声中呜咽着离开了宜昌港。一群天真幼稚的难童孤儿趴在栏杆上忘情吟唱着勿忘希望的歌曲,像极了“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志一去兮盼复还。江兮江兮淌静流,载我平安兮抵西南。长江演绎了一部民族救亡的悲壮史诗,被世界军事史称之谓中国近代最伟大的“西行漫记”。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江边更多无缘乘上“诺亚方舟”的流亡人群心底那一刻一定同时流淌着一位亡国之君的这一句千古绝唱。等不到“诺亚方舟”,以荣氏申新纺织厂为代表的15家西漫企业,只好退而求其次,搭火车出逃。运往重庆的机器据说沉入了江底,申新第四纺织厂的部分家当,漫行到了当时搭火车沿陇海铁路能够逃到的西尽头——宝鸡斗鸡台火车站。漫行时,200多名技术工人选择不要遣散费,不当亡国奴,跟着机器走。更有其中的四位工人,乘不上火车,从汉口开始问询着、一路循铁路轨迹,步行909公里,夸父追日般地追到宝鸡斗鸡台下找厂。虽然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我相信,没有人不打心底里呐喊,他们就是国破人不死的中华民族的精神代表。这是一笔本应该刻存在甲骨上的中华民族精神财富,竟然几近被我们这些健忘者将之丢弃。
      一个女人,你可以崇拜她,也可以在政治上污蔑她、鄙夷她,但作为一个华夏儿女,你几乎不会不知道她:宋美龄,蒋总统夫人,一个阅历超过了整整一个世纪的近代中国最传奇女人之一。
中国西部,在当时见惯了洋房小车灯红酒绿的上海人眼里,与荒芜之地无毛之地无二,跟随国民政府去重庆,那还有得商量,而将洋机器堆到火车上拉去西北,怎么可能重开工厂?
      当荣家女婿李国伟提出了工厂从武汉坐火车向西进发寻找新厂保住民族工业根基时,上海总厂的诸多股东们提出了强烈的异议,工厂西迁计划几乎流产。关键时刻,那个传奇女人的身影出现了。在路易·艾黎的影响下,蒋夫人亲自出马,陈说了搬迁的重要性、必要性,并不惜以最高当局意愿相威胁,终于促成了申新纱厂等的西迁计划。
      面对黄土塬斗鸡台的隘隘高坡,李国伟们的举步维艰我们可想而知,连一块砖、一根钢筋都找不到的秦帝国故都,除了历史上仅留的那一丁点可怜的名声之外,只有望不到头的黄土高坡。名震中外的秦砖汉瓦不知道在历史的推移进程中的什么时候,遗失到了别的什么地方?
      好在有宋美龄们,他们深知这点仅剩的工业家底对积贫积弱的中国民族工业有多么重要的意义!在国民政府的有力扶持下,由李国伟亲自任命的第一任申新纱厂厂长瞿冠英,用了不到一年时间,在真正意义上的一穷二白条件下,破天荒建成了中国西部的最早纱厂之一,租用陇海铁路有路可走但无门东进的废弃发动机,烧木炭发电,硬生生开动了4000余纱锭投入生产。只有风餐露宿体寒衣单、匍匐在抗日最前线的将士们知道,那4000余纱锭在那个黑暗阴冷岁月里究竟意味着什么?!纱厂建成后,代表荣氏集团,瞿冠英又先后创办了机器厂、面粉厂、造纸厂、发电厂等民族企业,在斗鸡台下创立了西北第一个民族工业综合基地。
前排右二瞿冠英(纱厂经理),左二章剑慧
     天妒英才,有力创业、无力续命的他在年轻轻的54岁便溘然长逝,但愿天国没有战争,只需要建厂。
     在那个绝大多数人都被愚昧到有些精神癫狂的年代,虽然完成了高中的“读书”过程,但连做梦都不敢奢望有一天自己会走进大学校园,就像穷乡僻壤的浅池塘中一个丑陋的癞蛤蟆不敢相信有一天它会在天空中展翅飞翔一样。
     然而奇迹最终竟然发生了,童话中青蛙变王子的故事竟然真的降临到我和许多与我具有相同命运的人身上。1977年农历腊月除夕夜,过了初选线后仍然坚信上大学肯定会最终与己无关的我,竟然真的接到了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当时的情绪和感觉至今也难以准确描述。虽然考上西安交通大学的堂弟看到我的通知书后调侃地说,你以后会成为一个挖煤的。但我自己仍然幸福得快要晕倒。录取我的是西安矿业学院煤矿建井专业。上学后听老师们说这专业算是半个力学半个结构工程专业。在煤矿极度萎缩的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调动到了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从教土木工程的岩土类课程教学,直到退休。
     之所以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是想说明自己对建筑结构仅懂皮毛,最多算是个半拉子。让我这个半拉子来准确描述申新纱厂现存厂房和办公楼的内涵与建筑结构特点,确实有些勉为其难。但那厂房、那办公楼在第一次进入我的眼帘后就活脱脱刻印在了我的脑海里。我不得不燃烧最大能量,以求能将那些建筑对我的震撼尽数托出。
     时间过去了将近一个世纪,申新纱厂的办公楼仍然有如瞿冠英领着一群同样满怀报国之情的汉子们刚刚把它建成时那么伟岸,应该说比那时更加伟岸。那时的伟岸,在于在随处都是土坯厢房的关中平原上,黛青色的崭新楼房从平地上从原脚下突兀而起,大有与身后莽原一争高下的气势。而现在的“伟岸”,则在于门前高高耸立的青松的陪衬,在于时间在它身上侵染的历史印迹,在于它见证了有志华夏儿女舍身忘我的劳动救国历程,在于它由里而外散发出来的“建筑贵族”气息。一座普通但却肯定无与伦比的砖木结构,像一个永远不老的给你讲述装满了神奇故事的隐世高人。
 
    
那薄壳厂房应该叫什么结构才更加合适?
     它几乎全是用砖石建造的,但它的建筑构件中有了明显的现代科学元素——拉筋。和我同去的一位长安大学教授说它在专业上应该称之为拱肋结构。我搜了很多拱肋结构图片,却没有一张图片能像它那样散发出一股醉人的气息,发出一种直击灵魂深处的震撼。它是中国古老建筑技术与现代科学元素的完美媾和。高高的承重纵墙用砖砌筑,厚度37,间隔设有增加抗力的砖柱。两侧端墙设有抗风柱,同纵墙等厚,与常见的工业排架结构无二。从外面看,屋顶是一个坐落在两面纵墙上的大弧拱。从里面往上看,屋顶则是完全由一块块微不足道的青砖砌筑而成的。横向呈大弧形,纵向呈复拱状。每一幅拱券形似一孔孔古老的窑洞洞顶。我没有真实的量测资料,按力学原理推断,它应该是半圆拱。两侧相邻的拱券叠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一道道张开两翼的拱肋,每间隔一道拱肋的两端肋角支承在纵墙里对应位置设置的承重砖柱上。但大跨度的横向弧拱在拱肋肋脚处将产生向外的极大推力,这是承重墙柱难以承受的弯曲荷载。就像让一个乳臭未干的孩子去挑千斤重担一样难以胜任。与类似于传统人字形木屋架结构中拉梁的作用一样,钢拉筋这一现代科学元素构件被引入了进来,将拱肋的肋脚两两对应拉住,解消了拱脚处的向外推力,形成了我们看到的美轮美奂的大空间屋顶。我更愿意主观的管那屋顶叫做“携有钢拉筋的砖石砌筑复拱形壳体屋面”,这结构中闪现着人类建筑艺术的瑰丽火花和无穷智慧。这么大型的类似结构,我这个从事了土木工程一生的人,应该是直接第一次观察到。心中的激动难以言喻。可惜我这个半拉子结构从业者绞尽了脑汁,也不能完全说清它巨大的内涵。听遗址工作人员介绍,修复时很多专业人士告诫,千万不要把主构件修坏了,因为现代工匠已经丧失了对那时构件的修复能力。
     黄土是上苍赋予人类最为珍贵的礼物之一,可惜我们却熟视无睹。
     2004年,一个狂妄的日本人被问及是否知道西安时,他答:“去过,西安灰太大、太脏”。我被告知详情后马上让人翻译告诉他:“西安确实灰很大、尘土太多,但那是因为她身处大陆深处。什么是大陆,大陆就是广袤得不能再广袤的陆地。在那里,岩石被风化成碎石;碎石被搬运沉积成荒漠;荒漠里的碎石再滚动撞击成碎屑后又被风吹扬堆积成沙漠;沙漠里最常见的是扬沙,扬起的沙尘悬浮在空中向前飘荡最后堆积成黄土高原。身处黄土高原的西安自然灰很大。日本太小,不足以形成灰尘;若不是空中从远处飘来产自中国大陆的灰尘,日本人可能只剩下吃生鱼片的份了,因为没有来自中国尘土参与其中的日本国石上长不出庄稼”!甚幸,我们有黄土高原,他们没有。
李国伟、荣慕蕴夫妇在汉口
     同发现了火的使用一样,第一孔窑洞的开掘,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理应占据同等重要的地位,可惜直到现在,我还没看见或听到哪个学者提出过类似的观点。至今也没听见过哪一个民族或者谁,去争当第一孔窑洞的开掘者,去申当窑洞这一人类发展史上最最重要的物质文化遗产的奠基者和传人。
     恩格斯在其《自然辩证法》中将火的控制与使用和驯养动物并列作为人类进化的重要标志。不是我认为驯养动物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地位不重要,而是认为它应该和笼禽、播种、张网捕鱼、纺线织布等等并列在一起,是要解决吃得更多、吃得更好、生活的更舒适的问题,而不是解决根本生存问题。人类生活方式变革除了驯兽、笼禽播种、张网捕鱼纺线织布等,还有其后的另外一次重大变革,那就是烧制陶瓷。因而驯兽不应该和火的使用并列在一起。能和使用火并列在一起的,唯有开挖窑洞和“筑巢”。但就难以而言,一定是学会开挖窑洞更见直接更加容易。因为只有吃和住才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最根本需要。
      茹毛饮血肯定和吃烧烤不能相提并论。野火也是火,但它不受人类控制,你想让它着时它着不了,你不想让它着时它不期而至,就像近两年燃烧于澳洲大陆久久不灭的森林大火。
      开挖窑洞之与寻找洞穴,对人类而言,等同于受控火和天然火的差异。因此它的重要性应该与火之使用并列一起。
      风餐露宿游荡在野外的人类先祖充其量只能算是聪明一点的动物,有了家,他们才真正活得“像人”一样。黄土窑洞简单易造,又和“成人”前游荡过程中发现的天然洞穴一脉相通,加之冬暖夏凉,一定是人类的最早动手建设的家。所以我以为,某处黄土沟壑中人类有意识开凿的第一孔窑洞,就是人类真正的第一个家。
      在生产力极其有限的旧石器时代,开挖窑洞相对最为容易,也一定会为我们的祖先所先行掌握。因为我们有上苍赋予的丰厚礼物——黄土高原。任谁都知道,在黄土中开凿洞穴和在石头在卵石滩中开凿洞穴完全不能同日而语。后者一定要晚很多很多,虽说都江堰的解说说宝瓶口是用火烧的方式开凿的,但那一定是伪文化,是胡说八道,因为稍晚的汉陵所显示的几乎同时代的岩石开凿技术,绝对是由铁器担当着先锋。
      当人类第一次踏足黄土高原时,能找到的天然洞穴一定是黄土岸坡中的黄土洞穴,也称黄土卡斯特。不同于岩石中的天然洞穴,硕大坚固而又经久耐用。黄土中的洞穴是黄土中的裂隙受地表汇水冲刷而形成,狭小潮湿又黑暗,脆弱易塌方,肯定不适合自然居住,于是就需要修整和改造。人类一定是在修补和改造黄土天然洞穴的过程中掌握了窑洞的开挖技术,后来在使用过程中更发明了“箍窑”技术,发展成了我们今天常见的砌碹窑洞。这就是实践创造智慧,我们祖先把它说成熟能生巧,马克思翻译成实践出真知。
     关于我国现存的最早期窑洞究竟在哪里,我没有做过专门考证,好像也没见其他人有感兴趣。
     因为黄土极其脆弱,遇湿易塌,所以最早期的窑洞肯定早已坍塌在某个黄土沟壑中无迹可寻了。在网上查阅资料欲探其究,却多是可笑之物,更彰显没人看重第一孔窑洞对人类进步的意义。
     我自己看见过的现存中国有据可查的活人使用的最早期窑洞是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交河故城。“交河故城是世界上保存得最完好的生土建筑”,这是交河故城介绍词中的一句,应该言之凿凿。交河故城主要是由一孔孔相互连通的地下窑洞所构成。在一块柳叶状的土峁子上,先民们从地面先开凿一群弯曲的近8、9m深的沟槽,并用胡杨枝条做插筋,钉在槽壁面上以保证壁面不掉快不开裂持久耐用(这是我看到的最古老的土钉支护技术)。沿沟槽两壁,开挖彼此联通的窑洞作为人类的居所。臊风尘土呼呼刮来时,窑顶厚厚的土层是岸;寒冷的冬季来临时,窑顶厚厚的土层是被;炎炎烈日照晒时,窑顶厚厚的土层是伞。
     像闻名遐迩的埃及帝王谷一样,极干旱的气候,使交河故城能逾越2300年的漫长岁月而保持基本完好,并名列《世界遗产名录》。与其同期前后建造的坎儿井虽用作别用,亦可代表早期的窑洞技术。其风韵这里不予赘述。
      埃及帝王谷中的法老陵墓是用于死人的“窑洞”,建造时间确实要早于我国现存的可考早期窑洞,约3500多年。也许他们也是窑洞的早期发明者之一。我们这个民族太过于健忘、太过于见异思迁,太过于不自信。这也导致我们有很多古老智慧不能得以传承。
      现已发掘的修建于2100余年前的徐州汉楚王陵也同埃及帝王谷的“窑洞”一样,服务于死人。虽说用途不大见得光,但其建造技术却肯定可以在当时的世界上独领风骚。测量的精准,洞室开凿的平直度,洞壁的平滑度,洞壁上的卡斯特穴缝的修补技术等均让生活于现代的我们击手称奇。尤其是按照洞室尺寸效应确定的洞室结构形状,更是让我确信,我们祖先的心中一定装着一本生灵活现的至今诞生不足百年的《岩石力学》!
      现代《岩石力学原理》告诉我们,地下洞室的尺寸越大,承受的地压越大,越不容易保持稳定。尺寸最小的墓道,因为地压小,易于保持稳定,古人选用了受力不尽合理的矩形洞形。但这种洞形有利于封口密闭,同一截面上被四块塞墓石填塞后,据说缝隙里一枚铜钱都塞不进去。稍大一点的墓室选用纵向人字形洞形,顶板横向只承受压应力而不承受拉应力(岩石力学实验揭示,岩石的抗压强度一般是抗拉强度的10倍左右),这极大增加了洞顶的抗破坏能力和稳固性。再大一点的墓室,则选用纵横两向起坡的四面亭形洞顶,让洞室顶部岩石在纵横两向均不承受拉应力作用,更近一步增强了墓室的稳固性。人字形和亭形洞顶虽然达到了解决洞顶岩石受力从受拉到受压的转换,但解决不了尖角和折面处的应力集中问题,现代岩石力学研究结果表明,形状发生突变处的围岩肯定会发生应力集中,集中应力比常规应力大三倍。龟山楚王陵最大的墓室选用了力学上最为合理的穹顶结构。为确保其不坍塌,正中以一根擎天柱支撑。既体现了古人对自然界天圆地方的认识理念,又在洞室围岩受力和保持稳定上达到了尽善尽美。毫不夸张地讲:几座徐州楚王陵,一部《岩石力学》书。这样的惊天地泣鬼神的“窑洞”建造技术,在近代我国重新起步时,不知被丢失到了什么地方?真难以置信,我们竟然把《岩石力学》的著作权丢给了西方,而又从我们老师辈这一代开始,才通过翻译,向西方人苦苦求学。在智慧聪明的祖先面前,我们真应该汗颜。
      徐州楚王陵是在石灰岩地层中开凿的,毫无疑问,它一定以漫长的窑洞建造历史及成熟的窑洞建造技术为积淀才能得以实现。所以,因为有黄土高原这一上苍给予的特殊馈赠,虽然我们没去记载,但我们有理由相信,窑洞开凿技术一定最先出现于华夏。
      1938年开始,日本侵略者丧心病狂,彻底撕下了一切伪装,公然违背战争法,对西安的民宅铁路清真寺工厂等进行了狂轰滥炸。1939年,同样属于抗战内迁企业的西安大华纱厂在日本的数次轰炸中损失惨重;桥梓口的一处防空洞(一种以窑洞技术为基础而建造的用以藏身避难的地下坑道,按照陕西地方语言应该称其为窨子)被炸塌,千余普通老百姓窒息而亡。战争的阴云压得苦难的中国人民几乎快要喘不过气来。没有制空权的中国只能以警报这种被动到极点的方式消极应对,百姓们苟且委身于黑暗的窨子里,消极等待鬼子飞机的离去。侵略者在我们的天空上肆意妄为。
      怎么办,难道要眼睁睁看着辛苦建立起来的申新纱厂也遭受和大华纱厂同样的命运吗?
      容氏集团坐不住了,李国伟、瞿冠英们坐不住了,绝不能做日本人砧板上的鱼。无论如何都要为中国工业留住这一缕香火。
      究竟是受到了当地百姓挖窑而居的启发,还是现代科学在此刻与古老的中国建筑技术产生了完美的媾和,总而言之经过多方论证,申新纱厂决定充分利用陕西宝鸡斗鸡台下伟岸的黄土高坡,继承和光大老祖先积淀下来的窑洞技术,在边坡中开凿纵横交错连通的“窨子工厂”,来和在天空中像蚊子一般疯狂的日本侵略者展开一场特殊的地道战。
     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土木工程系(1952年并入交通大学、其后不久并入同济大学)的李启民走入了人们的视野。遗址中的一张照片很可能是这个卓越工程师仅存的档案资料,在无所不知的度娘上已经查无此人,他在尚未而立之年,承担起了这个被大学者林语堂称之为“中国抗战时期最伟大的奇迹之一”的工程建设的总负责。
     除了现代化大型矿山和水电厂,陕西斗鸡台下的工业遗址中的“窨子工厂”是我迄今看见过的最宏伟的窑洞式地下工程。这个全长近1.85公里、总容积15500余平方米的窑洞式工厂容纳了纱厂2/3的机器,并于1941年4月正式运转。第一次与它蒙面,我只能用惊掉下巴来表述自己当时的感受和内心深处的震撼。
    若把深入土坡称呼之谓纵向,这个纵向恰好与经线相吻合,这个由七纵六横相互贯通的“伸长窑洞工厂”宛如在垂死线上挣扎的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经脉和血管,正是在一群不肯做亡国奴的民族精魂的支撑下,这畅通的血脉才将中国工业的香火留存了下来。而创造这一奇迹的,不正应该被称之为中华民族的经天纬地之才?!如果将洞外的天地看作是一条无限放大的横洞,那这个“窨子工厂”岂不是恰好由七纵七横的“伸长窑洞”所构成,李启民们是否想让我们永远记住七、七这个中华民族永远不得忘记的日子。可惜这对话永远不能直接进行。
     这个“窨子工厂”不仅仅要解决洞体自身的稳定性问题,还要同时解决作为地下工程所共同面临的通风、除尘、防火、防爆问题,应对日寇飞机轰炸时的逃生疏散问题,边坡体内的渗流排放问题等等,不知道那一付年轻的肩膀是如何扛起了如此沉重的担子。可惜此生无缘,在长达50年的人生交集中,没能拜倒在李工程师的门下。
      一张“汉口申新四厂宝鸡分厂”设计图原件影像资料,可能是李工程师现存的唯一技术档案,这设计图,应该被作为点亮后辈中华土木人的一盏明亮的灯塔。
     不知道那个时代的工程建设是否需要先开展慎密的工程地质调查及勘探,不知道年轻的李工程师是否知道斗鸡台的地质背景。总之,这个在古滑坡坡脚处进行“切脚”的大胆设计,若拿到现在的专家论证会上,百分之百会被立刻枪毙,可惜已经无法向他讨教当时的心得。建国后建设的宝鸡峡北原总干渠引水灌溉工程在同一地点跨越斗鸡台古滑坡时,采用了不敢削弱坡体稳定性的暗遂设计方案就是例证。
     大学学习时,最难搞的课程设计是三心拱码头门设计,拜会了申新纱厂“窨子工厂”,才知道其实对学生讲解码头门最简单的措辞就是它是垂直两向起拱的地下空间交汇点。当安全稳定性不足时,给此处坐一座双向马鞍形马扎即可。
     也许水平实在有限,也许是因为可怜的文字无法表达陕西宝鸡斗鸡台下工业遗址的魅力、内涵和伟大,也是我久久不能收笔写下这最后一集的原因。希望您能从一个土木人的笔端读懂,也许只有土木人才能看懂的历史故事,这故事应该是中华文化瑰丽宝石上的一颗珍珠。
     最后,希望这遗址莫要按某个长官意志,被称为什么“陕西宝鸡长乐塬工业遗址”,长乐塬与斗鸡台,泥云之差。(韩晓雷)
     作者简介:韩晓雷,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教授,岩土工程工作者,中国岩石力学学会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国土力学学会地基处理委员会委员,陕西省土力学学会地基基础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湿陷性黄土委员会名誉委员,文学爱好者。长期从事岩土工程、工程地质、地质灾害和矿山工程等领域的研究和教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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